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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里人与村里人间的感情从未如此敏感。城市化浪潮下，城乡的鸿沟没有变小，而是越来越大。乡村已被抛弃㊣了吗？是我们变了还是乡村变了？新浪新闻和来自31个省乡村的记者，一起记录我们的乡村正在发生的变化，观察乡村走向何处。
“还有梅菜扣肉吃！听到你的‘召唤’，二伯马上去准备食材了。”我私信告诉堂妹。听到堂妹的召唤，腊月二十七一早，63岁的老爸冒着冷风，骑上摩托车，到近10公里外的圩镇，买回十多斤五花肉。
我的家✅乡是广东梅州市一个偏僻的自然村。近十年来，村民大量外迁，目前村里常住人口还不到10人。随着留守村民年纪渐高，老人力不从心，不少传统“年味”已缺失。传统习俗渐渐失✅传，成为当下村里最为现实的问题之一。
梅菜扣肉，是客家人✅过年必备的一道传统美味。一碗梅菜扣肉，饱含着客家人的沧桑。92岁的奶奶说，据老一辈讲，为躲避㊣战乱，客家人曾经历了几次大迁徙。南迁后，客家人生活贫寒，劳动强度大，但当时㊣物质匮㊣乏，平时很少吃肉，而五花肉正好肥腻而有肉，能弥补平日的寡淡，因而有了“梅菜扣肉”这道菜。“肥而不腻，耐吃，下饭，每逢节假日，餐桌上只要有它，就是最好的接待。”奶奶说。
我们家族有三四十㊣人，平日里都在城市工作，只有爸妈和奶奶留守村里。每逢春节，我们都回家过年，一家人的饭㊣菜，全由我㊣爸妈张罗。我爸是地道农村人，制作梅菜✅扣肉，是他的✅拿手好菜。
梅菜扣肉虽好吃，制作起来却不容易。我曾记得，父亲制作梅菜扣肉的工序包括：一是将大块的五花肉放到水里煮熟；二是捞起五花肉，放凉后，放到油锅里炸；三是炸好的五花肉放凉后，在猪皮上涂抹蜂蜜；四是将大块的五花肉切成小块，刀工一定要切得均匀；五是将切好的五花肉再倒回锅里炒、焖，调味；六是将自家晒的梅菜干浸泡好，放到锅里焖，调味；七是将五花肉一块块地排好，放到八角碗里，并铺上梅菜；最后一道工序，是将梅菜扣肉放到锅里蒸，上桌前，反扣到另一个碗里。
每次做梅菜扣肉，父亲至少要花半天时间，等菜做好，父亲㊣已是满头大汗，脸面红得发烫。“年纪大了，做不来了，今年吃了，明年都不知道还有没有得吃。”除夕之夜，正当我们品尝着梅菜扣肉，赞赏父亲手㊣艺不老时，父亲却说出了内心的隐忧。
其实，不少村民也有类似的担忧。“没人做了，就买呗。”邻居✅一位㊣阿姨说。不过，一位大叔反驳说，“买的哪有自家做的味道好！上次买的，我们都没吃㊣完，就倒了。”
面对谁来做梅菜扣肉的现实问题，我们家曾㊣专门讨论过，年轻人还表示要学习传承。“但每次春㊣节回家，放假已经是腊月✅二十八，路上走一天，坐车累了，回来就㊣不想动。”作为上班族的堂妹遗憾地说。
其实，一碗梅菜扣肉的传承危机，折射的是村里传统习俗的悄然改变。“过去㊣的老家，过年是一个期待、忙碌、回味的过㊣程。”奶奶说，每到腊月二㊣十前后，全村各家各户都会提前㊣洗晒，打扫卫生，准备过年的东西。腊月二十五，家家户户拿出磨好的米粉、面粉，炸煎堆、炸肉丸、炸芋丸、炸炸肉、蒸酵板、蒸甜板……
奶奶说，真正过年的时光是短暂的，等家人忙碌完，亲友已到离开的时刻，春节已是尾声。但村里的年味并没有变，哪怕出了正月十五，到田间插秧时，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煎堆，细嚼糯米粉的柔韧，过年的情景仍可让人✅细细回味。(书田)
伍家坟是一个布依族人聚集的村庄，位于贵州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断桥乡，全村600多户人家，209省道穿村而过，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。
在这个偏安一隅的布依族村庄，无论富裕还㊣是贫穷，村民都恪守着一种民俗——杀鸡待客，其中的✅细节亦是颇为讲✅究。
“春节拜年、走亲戚，鸡都是每㊣家每户不能缺少的东西。鸡也是用来接待贵客的。来到✅㊣家里的客人，无论职位高低，无论㊣富贵贫穷，只要来到了家里，那就是贵客。”村里一位年长的金姓布依族阿婆说。
在食用鸡时，亦很有讲究。阿婆说，“鸡头供长辈或年长者食用。鸡腿敬给最主要的及关系最亲密的客人。鸡爪意思是抓财，一般用来敬给因为买卖生意等交往而到家中来的客人食用，主人同样也可以食用。鸡肝和鸡心，则敬给同桌的年长者，体现布依族敬老的传统美德。”
在古代，布依族人㊣很早就开始驯养鸡。鸡作为一个符号，已成了布依族的文化图腾。鸡成为图腾有两个重要原因：一是源于古代布依族人对鸟的“图腾崇拜”；二是鸡在人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，非常容易获㊣得。
阿婆讲，“鸡骨卦”也是布依族十分流行的一种祭祀、占卜用术。占卜师通过对照卦书，算出吉凶，为占卜之人提供行为指南。占卜的内容包括布依族人生活的各个方面。
十㊣多年前，我曾看过一次占鸡骨卦，其仪式之隆重，占卦之人之虔诚，记忆犹深而随着交通逐渐便捷，大多数人外㊣出打工，科学逐渐融入生活，占卜这事，也就不多见了。
近两年，在这个传统的布依族村子，曾经随处可见的鸡，现在几乎见不到了。见到的，也只是三五成群而已，远不及✅从前那般规模。
也㊣就是说，如今村民把自家养的土鸡卖给城里人，然后拜年走亲戚时用的鸡，却又是从城里买回来的。“赚一个差价，实惠一点。”阿婆说。
今年㊣㊣㊣春节，我发现：人们来拜年，除了有直接血缘的，基本不用鸡拜年了，而是买些饮料、甜品，再拎上几瓶白酒，便了事。
我的老家在青✅海互助，是祁连山脚下河湟谷地的一个小山村。村里“耍社火”的传统，自古延续至今。过年“耍社火”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是喜庆图热闹，而在年长者看来，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庄稼有个好收成。
社火除了在本村表㊣演，乡政府大院、县政府大院也是必去的地方。此外，还会被邀请到其㊣他村、镇。表演时间，一般都在傍晚或晚✅上。
村里300多户人家，每家每户必须得㊣出一人参与社火表演。从腊月二十排练到大年三十，正月初八正式亮相表演，中间几天是村民拜年、上坟、走亲戚的日子。
正月初八，社火正式亮相，叫“出灯官”。这天，头戴乌纱帽，身穿大红袍的灯官被前呼后拥，前设香案供品，后面鞭炮声连天，灯官在庙里吩咐“耳听锣鼓蹦蹦，本府勒马前迎，本府随带的人马，前来喜闹灯棚。”随即，“婆婆娘”、“哑巴”、“姑娘”、“公子”、吹鼓㊣手一众就闹了㊣起来，社火一直会闹到二月二“龙抬头”。
在读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期间，每年过年，我都会跟弟弟㊣隔天替换轮流着去“耍社火”，一般装扮的都是姑娘，晚上去较远的村子表演，都是村里的手扶拖拉机一车一车的拉着人，撒下一路的锣鼓声，一场社火跳下来全身是汗。在篮球场大小的圆场地上，围观社火的人往往里三圈外三圈，想挤到里面看也难。
工作后，再没有这种机会了，年底排练时我还没有放假回家，正月初八“出灯官”时，假期已结束得回去上班。
今年正月初九返城上班，想着初八还能看一场社火。其实，腊月二十时，弟弟就在微信亲友群里说，每天下午去排练社火，但参与的人并不多。父亲说，以前㊣条件困难，龙、狮、旱船、灯笼、服装，都是✅村㊣㊣民们自行缝补，后来条✅件稍好，集体凑钱购买㊣了新装备，村里的社火也远近闻名。
正月初八，父亲和爷爷、叔伯们正打着麻将，村里传来了锣鼓声，我和妻子夺门而出去瞧，结果只有敲锣打鼓，却没有跳社火的队伍。“今年不耍了，没有人。”村里人说。
父亲说，耍社火得有人出头组织，组织者还要硬气不怕惹人，以前“耍社火”每家每户必须出人力，否则罚麦子200斤，如今有人不愿意来耍也没办法，没人愿意惹人，罚款也罚不动。
“前几年去‘耍社火’，都是手扶拖✅拉机拉人，现在人家出门上个坟都开着私家小轿车，谁愿意这么冷的天大晚上还开着拖拉机拉人去耍。”一个堂叔说，“那时候我开车出去，都是裹着皮大衣、皮帽子，几场社火耍下来，手脚都是冻疮，现在打牌总不会冻掉手脚吧。”
爷爷则说，以前“耍社火”多在打碾的场地㊣上，如今㊣麦子都用收割机收了，缺少“耍社火”合适的场地。
在父辈们的记忆中，村里的社火只有在1977年和1997年中断过两次，想不到㊣这次自行的㊣中断，却成为自然而然㊣的事情。这个传统就到此为止了吗？(邓芮)
拿电力供应来说，叔叔家过年新买了大彩电，却在除夕夜因为电压不够无法播放，春晚自然是看不上。买来的洗衣机，也受困㊣于电压问题而难以带动。“至于空调，那根本装了也是白装。”叔叔抱✅怨说。
而在我孩童时，奶奶家没有电视，晚上就跑去邻居伯伯家，十几口人挤在一个黑白电视机前看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。现在黑白电视✅机，农村已基本找不到了。
满塘村，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，也是爷爷奶奶祖辈生活的地方。它位✅于湘西南，湖南省320国道沿线分钟车程。
去年，叔叔翻新了㊣奶奶的老宅子，在原地建了一座三层的小洋楼，装修气派。走访发现，整个满塘村新盖了很多楼房，通常㊣是拆掉老宅或者在老宅边上另辟一㊣块空地，建个两三层的小楼。在农村建造这样一栋房子，人工、材料、装修全下来，至少也需30万。
新旧房屋的映照，感觉是现代与古老的重叠。那些老房㊣子很多都居住过几十年，经历风雨斑驳，承载㊣了一大家族几代人的回忆，而新建的水泥房子似乎也毫不示弱，试图用现代气息证明它存在的意义。
是谁在盖这些楼？我爸说，“主要有两类：一类祖辈一直是农民，到这一代像你大伯家的哥哥，高中毕业后去沿海城市打工，挣了钱寄回老家盖房。另一类就是✅你叔，很早就来到县城，当医生开诊所挣了钱也在县城安家，但因为对乡土的挂念以及归属感，在老家盖楼。”
在我看来，叔叔回老家盖楼，似乎更是一种精神寄托与家族兴旺的象征。这种现象在湘西南的农村极为普遍，我们隔壁村庄都㊣是新旧楼群的组合。
大年初一，回到满塘村拜年。我走在偌大的村庄，却惊奇地发现人烟稀少，很大一片人家都是房门紧闭。他们怎么过年都不在家？
“我们也是早上刚回来，晚上还要回县城去，帮老三带孩子。”在大伯家，伯母一边递上热✅茶，一边说。
小时候，我最爱去给二奶奶拜年，她是村里最长一辈的老人，一到过年就会拿出家里好吃的瓜果、零食，等着㊣我来拜年，脸上全是笑容。
湖南冬天的天气特别湿冷，如果刚好碰到雨雪天，体感温度非常低，很是难受。老人年纪大了，在县城有火炉子，过得舒服。
年味都得人来凑，没有老人、年轻人、小孩在，年味㊣好像荡然无存。而我无比想念的家乡春节美食✅——酸萝卜、糍粑，也早已看不到踪迹。一大家族人围坐在火㊣炉旁烤火、打牌的景象也看不到了。
“几年前，镇上有个商品房楼盘打出广告，说‘向北8米㊣便是市区’。现在，我们是✅✅出✅门右拐✅便是城市。”在村里生活了30多年的吴阿姨说。
我的村庄郁宋村，位于上海闵行区东南部。2015年，作为上海创新社会治理的具体举措，小村正式划入从浦江镇析出的“浦锦街道”。乡下和城里，就如同村舍的灰瓦和远处的高楼一样，有些突兀，却又不失和谐地共✅处着。
换下跑鞋，扛上锄头，大年初三一早，80多岁的赵阿婆就麻利地收拾好“装备”，往离家不远的地里赶，“要趁着天㊣好拾掇拾掇地里的小菜”。屋前屋后，远远近近的菜地里，不少身影也早已经忙开了。
早几年，修路、建厂、盖楼，村里的农田已被征得七七八八。地被征走了，但习惯了种种小菜的村民却闲不下来。眼看被征去的菜地没什么开发的动静，大家便心照不宣地又在原来的地里种起了菜。“在地里忙了几十年苹果电影，总想着要到地里看看，都习惯了。”
如今在村边菜地，很难再见年轻人的身影。“全家上阵插秧、收割，只是儿时对农忙的回忆了。”30岁出头在村里长大的小陈说，“现在要说对土地有什么情结，恐怕只是每晚餐桌上的那盘自家种的绿叶菜了。”
十多㊣年前，大型电子制造企业进驻漕河泾浦江园。离园区不远房租低廉的村庄农舍，成了劳务公司安置大量外来劳动力的理想选择。平静的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。腾房，改建，再搬进几张上下铺……几乎一夜之间，村上每家每户多了一个新的身份——房东。
后来，随着企业集体宿舍的改建落实，工厂的工人不再是村庄租房的“主力军”。但周边商业开发带来的租房需求却有增无减。出租房子，理所当然地成了村民们的“副业”。
从过去60元一张床位，到如今400-600元一间房，租房给村民带来了收入，也带来了过去没有的烦恼。“人多了，村里环境不如从前好了，连地里的菜也常常被人半夜拔了去。”村民老陈㊣说。
相比之✅下，村民出租房的压力更多来自“拆违”。年前，街道就下发了拆违工㊣作告知单，刚过完年就派人测量违建的面积。“拆了也好，拆了门前能敞亮些，说不定村里的环境也会更好一些。”做了十几年房东的村民，对这次“动真格”的拆违行动有些释然。
站在村口的小路上，向各个方向眺望，几乎✅都逃不开远处高高低低的大楼。对于在村里长大的小蔡而言，她对于村庄的记忆也似✅乎慢慢被高楼所挡住，“稻田没了，能摸鱼抓虾的水渠没㊣了，去年小学上下学每天都要经过的石拱桥也没了”。
但回不去的童年背后，并不全是㊣伤感。与高楼共同包围而来的，是现代化的便捷生活。离家几百米就㊣有两家大超市，步行10分钟就能到三甲医院，更别说2009年就修到家门口的地铁了。那种祖辈口里“骑两小时自行车去市区上班”、“到处托人找车去大医院看病”的日子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住在村里，活在城里，已是村里年轻一辈共同的生活注✅脚。他们大多拥有体面的工作，工作之外，逛街、购物、看电影，和城里的年轻人并㊣没有什么两样。“但我还是常常怀念小时候在田间地头奔跑的日子”，小蔡说，“我的孩子这一辈，恐怕不会再有这样的乡村记忆了。”(陈慧)
上世纪初，排球流传到海南，这项运动迅速在海南侨乡文昌扎根。此后数十年，文昌几乎村村有球场，村民天天打排㊣球，一项外来运动神奇地成为一个地方的名片式民俗。
排球运动普及率之高，在全国也难有与文昌比肩的市县。但近年，随着农村的凋敝，这项活动也失去了它存在的土壤。
猴年大年初三，我一早出发，从老家文昌东阁镇赶往铺前镇中台村，花费两小时，为的是看一场㊣排球赛。这个村因征地而富裕起来，村民们出钱请了文昌、海口等地4支球队来打“海南四强”赛，为过年增添喜气。
赶来观战的老百姓超过1500人，但比赛结果却让人失望，贵为海南排球领头羊的文昌水平明显下滑。“文昌现在哪里还㊣有球种？”一小㊣学同学㊣说。
文昌的“球种”在哪里？在农村。但这差不多要成过去时了。在我老家，东阁镇良井村，曾先后拥有两个排球场，如今早已被树丛和杂草覆盖，逢年过节，也再没人想起排球。
在✅我小时候，上世纪80年代末，排球是村民的日常娱乐，逢年过节排球赛更是必不可少，常会有别村的过来PK。
良井村，仅几户村民。但相距不到1里的㊣良墩村，却是个大村，人口众多。在与良墩村最接近、被良井村民叫作后山的地方，与我祖父同辈的福金公开了家杂货铺，同时也建了个排球场。
农村的排球场很简单，找片空地，再找两根笔直的碗口粗的树干支起来，把网一挂，用脚在地上划出界线，就成了。
那摩托车没几个人能买得✅起，杂货铺方便了两村村民，同时也是他们交流娱乐的聚集地，打麻将、打排球✅的都有。
一天中㊣的傍晚，是铺子最热闹的时候。放学的中小学生、收工回来的花工(砖瓦匠)、种田回来的农民，都会来这里打或看排球。打球不讲究正式比赛形式，两边人㊣数临时约定，以少打多、一打多、一对一，都有；还会㊣额外议定一些不成文的规则，充满草根色彩。为了“认真”，还会打赌，赌注一般是5毛钱或一瓶汽水。场上的人在斗嘴，场外的人在吆喝，格外欢乐。
1993年，我上小学，良井村村口的杂货铺前也建了个球场。在铺子边建球场，是活跃人气的做法，但已经没有先前的后山球场热闹。此时，村民已有✅能㊣㊣力买摩托了。
2002年世界杯后，镇中学的✅操场第一次被用来踢足球。随后，也开始有人打起了篮㊣球，网吧的出现，外出务工人员激增，排球场上的年㊣轻人明显减少。
十多年前，良井村的排球场消失。个别村还保留的，也基本没✅人打。整个文昌，都是如此。走进农村，再也难㊣✅听见处处“咚咚”的打球声。“文昌的排球，要绝种了！”在文㊣昌各㊣地，不难听到这样的声音。
曾经兴㊣盛的农村草根排球，诞生了无数民间高手，少了它，不仅使文昌排球少了“球种”，也意味着数代人的记忆面临断档。(苏庆明)
入当雄境内，过了海拔超过5100米的那根拉山口，即是纳木错。纳木错湖边的纳木湖乡，在当雄㊣的北部，它因圣湖纳木错湖而命名。
10年前，到处可见低矮的泥土房和五彩经幡。如今，泥土房都换成了窗明墙㊣白、统一漂亮的藏式风情“别墅”。路边商店、茶馆、餐厅一应俱全。小区里，有了太阳能路灯，设有健身器械，甚至还有琉璃屋顶的凉亭。
上世纪90年代前，依偎圣湖的纳木错是个纯牧业村，村民的收入纯靠牧业。90年代以后，纳木错的游客多起来，但扎西岛仅寺庙有简单的接待能力。
贡觉次达的母亲看到商机，甩掉羊鞭，带领家人✅离开牧场，借来牛毛帐篷，在岛上做起了旅游服务。“那时条件✅✅差，帐篷内的地面摆上啤酒瓶，垫上纸壳，再铺上卡㊣㊣垫，就是‘床’了。”贡觉次✅㊣✅达难以忘记，“帐篷里最多住过8个人”。
2009年，贡觉次达㊣的母亲㊣借胆于青藏铁路的开通，投资80万元在岛㊣上的乱石荒滩建起了占地2000多平米、拥有39个间房、156个床位的宾馆。受当年“羊年转湖”启示，命名“羊宾馆”。
游客渐渐增多，不会汉语的母亲决定让念过高中的贡觉次达来接㊣手。今年28岁的他没辜负母亲的期望，不仅和旅游网站、出版界合作向外推介自家宾馆，还把宾馆厨师送到学习藏餐、川菜、粤菜烹饪。同时，还与的平措康桑等建立长期合作，为散客提供“一条龙”服务。
“全村共329户村✅民，几乎家家都与旅游有关系。大家在纳木错的扎西岛上开旅馆、餐馆，经营旅游纪念品。仅旅游这一项，年收入最高可达 50万元左右。”贡觉次达说，今年早早就做好了迎接旅游高峰的准备。
2007年青藏铁路开通后，旅游市场一年比一㊣年火爆，到纳木错旅游✅的游客也逐年递增。这难免会给当地的生态带来一定的压力，为此当地政府成立了环境保护小㊣分队。在放牧的过✅程中，捡拾遗落在草原和湖边的垃圾，每个队员也起着监督职责。
贡觉次达也是环境保护分队中的一员，无论是在淡季还是在旺季，每一天他总会身揣3只袋子，直到满载而归。